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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

会子

导读:会子,是南宋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仿照四川发行钱引的办法发行。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起源于临安,也称作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绍兴五年(1135年)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因受到反对,次日取消...

会子,是南宋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仿照四川发行钱引的办法发行。

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起源于临安,也称作“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绍兴五年(1135年)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因受到反对,次日取消。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为临安太守,将会子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

会子简介

简介

中国南宋时的一种纸币。初为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

大约在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三十一年,朝廷又置行在会子务。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10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500万新会收换旧会。

明年,定3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但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至淳祐七年(1247),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

会子的影响

对物价的影响

绍兴六年(1136年),政府废止交子以后,暂时放弃了发行纸币的打算,直到二十余年后才重新在临安府发行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现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会子自此始。”“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卷188)。

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一代帝皇对发行纸币如此重视,从中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纸币发行的小心态度。起初,纸币并无分界发行的制度,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会子发行之后,各界会子的发行虽有定数,但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兹将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摘录于后,以供读者作参考。

南宋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

界 分 发 行 年 份 发行额 流通期限

第一界 乾道四年(1168年) 1000万 3年

第二界 乾道五年(1169年) 1000万 3年

第三界 乾道七年(1171年) 1800万 6年

第四界 乾道九年(1173年) 1800万 6年

第五界 淳熙四年(1177年) 1800万 3年

第六界 淳熙六年(1179年) 1800万 6年

第七界 淳熙十一年(1184年) 2323万 9年

第八界 淳熙十三年(1186年) 2400万 9年

第九界 淳熙十五年(1188年) 3000万 3年

第十界 绍熙元年(1190年) 4000万 9年

第十一界 嘉泰元年(1201年) 3633万 9年

第十二界 嘉泰三年(1203年) 4759万 6年

第十三界 开禧元年(1205年) 5548万 9年

第十四界 嘉定二年(1209年) 11263万 22年

第十五界 嘉定四年(1211年) 23000万 20年

第十六界 绍定五年(1232年) 32900万 9年

第十七界 端平元年(1234年) 42000万 30年

第十八界 嘉熙四年(1240年) 50000万

淳祐六年(1246年) 65000万

景定四年(1263年) 每日增印15万

早期的会子,由临安府印造,有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政府成立行在会子务,并委派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因此,会子在立界之初,币值坚挺,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基本上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乾道以后,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有增加,故会子的价值低落,二、三界会子每缗值铜钱600文。为了维持纸币的信用,政府遂用白银1000万两专门来收兑会子,以后在乾道四年(1168年),又出内库白银200万两,将收兑来的会子焚毁处理。

隆兴二年(1164年),临安府米价每升仅25文左右(《宋会要辑稿》食货卷63),乾道初,米价增至每升50文铜钱。淳熙元年(1174年),流通中的会子数额高达2400余万缗,币值大跌,政府再次以金银铜钱收兑会子。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及有价证券来收兑会子,“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诰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为稳定会子的货币信用,政府规定百姓向官府交纳税赋时,以“钱会中半”(即以铜钱与会子搭配份额)的办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子的币值逐渐回升。淳熙三年(1176年),会子每缗又可兑换到铜钱770文以上,淳熙末年,浙江、湖南一些地区甚至“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以后,乃至展期十年、二十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加剧了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楮以太多而贱,楮以太多而轻”(《真文忠公文集》卷18)。淳熙十六年(1189年),临安府会子一缗尚值700余文铜钱,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会子每缗跌至620文,嘉定三年(1210年),会子一缗只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年),刚发行不久的十七界会子,每缗仅值300文,到宝年间(1253-1258年),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至德元年(1275年)“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桐江集》卷6)。

南宋自宁宗开禧年(1205-1207年),朝廷命韩胄率兵伐金,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之间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金亡以后,端平元年(1234年),又屡与蒙古军队作战,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增加百姓的税收外,再就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钱财,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朝廷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议:“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省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币之第一义也”(王迈《癯轩集》卷1)。

对于南宋政府采取大量印造纸币,来维持国用的措施,不少大臣更是力陈其弊。“主兵,大臣之责也,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闯之主计主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

货币的发行有一定的自身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之一,上下百费,悉抑于楮。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端平初,谋国者不思所以变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说。循至于今,楮价之损,几不可言”(《杜清献公集》卷9)。

南宋时期学者戴埴,曾经在其的著作《鼠璞》中,用货币数量学说来论述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造成通货膨胀

物价增升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宁宗时期(1195-1224年)

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因为宋金作战,军费损耗极大。而到了嘉定年间,每于会子发行过多,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易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

“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俱举,故粒米狼戾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之翔庳。……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百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以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又熙宁八年八月戊午……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仅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直百五十钱。而今收堤岸所率,每亩二百钱,有千亩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观太平兴国至熙宁止百余年,熙宁至今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

纵观宁宗嘉定年间的物价,比前代有较大的增加,这时期的纸币发行量已达二亿三千万缗,但是与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较,还是十分轻微。

理宗时期(1225-1264年)

理宗于公元1225年即位,改年号宝庆。宝庆年间承袭嘉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不十分昂贵。到端平年间,这种楮轻物贵的现象更为严重,“谷贵尤艰于和粜,楮轻尚费于称提。凡此数端,莫非当今之急务。钱币久壅而未通,谷价方踊而未艾”(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4)。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物价急剧上升的问题,在端平年间无法解决。到了嘉熙年间,水旱为灾,农田失收,米价腾贵,而其它百物亦受米价影响,而一致上涨。“嘉熙庚子(1240年)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粜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百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到了淳宝祐年间,因农田失收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不但未能遏止而且更为严重。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宋史·食货志》卷180)。“宝祐二年(1254年),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将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轻,盖楮之纸昂,物亦随之,楮之轻,物之贵也。楮之立价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价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继。视而弗救,长此安穷。姑举一二言之,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它百货增长者称是”(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

度宗时期(1265-1274年)

咸淳初年,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见钱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先帝(理宗)宫车晏驾,四海臣民,方举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而行关子,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物价踊,楮益贱。关子之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区仕衡《九峰先生集》卷1)。贾似道“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卷3)。

按照货币流量学说,物价过于低落,百姓的购买力不高,经济萧条将引发经济危机。而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采取轻微的通货膨胀政策,物价上涨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通货膨胀呈现恶性化,纸币贬值,物价急剧飞涨以后,货币制度紊乱甚至破坏,最终将导致经济崩溃。南宋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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